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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时，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均称病不出席。蒋介石于12月22日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后，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说是“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全会推举常务委员九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居前列；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三十三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亦列排首；推举中政会常务委员三人，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但这三位都不到京视事。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甘寂寞，胡汉民在广东经营着他的阵地。而蒋介石和汪精卫继续暗中谋求结合。蒋介石飞宁波前，约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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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与蒋介石

　　四中全会后，组成孙科内阁，蒋、胡、汪袖手旁观，不从党的领导人方面给予支持。不仅如此，拆孙科政府的台，还是蒋汪合作的前提。蒋介石下野后，他任行政院长时的各部部长、司长们，纷纷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离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把部里的档案、账簿带走；科长以上人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未交给孙科政府分文现金，却留下债务一千万元。宋子文与江浙财团沟通，不给孙科政府以财政支持。政府税收无望，因各省自行收税，东北被日本占领，南京周围几省控制在蒋介石手中，满打满算政府每月的收入仅有六百万元，而何应钦要军费每月一千八百万元，政府行政费每月四百万元，月赤字达一千六百万元之巨。支出庞大，筹款无着，孙科一筹莫展。

　　对日问题，是孙科政府面临的严肃、急迫的政治任务。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国人口诛笔伐。由此而来的一个抗日反蒋高潮已在长城内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兴起。蒋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这个巨浪的强烈冲击。孙科于1931年12月17日进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