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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畏还有另一个突出的性格，那就是为友人、为同事敢于两肋插刀，铁肩担道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360页）对此做了深情的回忆：在延安，“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批判张国焘运动—笔者注）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

　　客观地说，何畏这些性格，在红军将领中并不少见。

　　然而，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例如，作战科长周希汉被他罚打了二十军棍，送进医院疗伤。刚过几天，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

　　又如，《我的启蒙老师--刘伯承校长》载之：红军长征途中，我在“红大”先后给刘伯承、张宗述、何畏三位领导当过通讯员、警卫员……他（刘伯承）身体不好，红九军军长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与其他红军将领一样，何畏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是能够把握住个性与坚持工作原则的关系，能够处理好遵守组织纪律与同志共事之间的关系。决不会拿个人好恶、恩怨带到工作中去。对此，莫文骅将军在其《莫文骅回忆录》中回忆道：“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人（海南原隶属广东省--笔者注），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7军的连长，后任营长，和我认识。他到江西时，因为治伤而离开部队去上海病养，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但是，何畏从大局出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