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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名是在“背叛”封建家庭的情况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被任卓宣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这使她非常难过。经思考，她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但此举又不符合周恩来的择偶标准，最终导致他俩分手。

挚友情

就与张若名分手这件事，周恩来曾对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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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总理一见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当说到张若名1922年入党等事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有人据此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全国，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