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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出身农民，当过兵，务过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着个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以后，又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发动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本来对青年学生寄予希望，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来认为“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成了不听招呼、专打“派仗”的“混世魔王”，于是又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这样，从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出来的所谓“产业工人的代表”王洪文便“脱颖而出”，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养和锻炼，王洪文由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保卫科干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逐渐被提拔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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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王洪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王洪文擅长的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和一班狐朋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时，他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级香烟，喝高级名酒，穿高档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

　　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上海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泽东还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了党史上搞宗派都没有好下场的例子。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王洪文阳奉阴违，执迷不悟，继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经几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时间不长就被更换下来。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在上海滩“冲冲杀杀”可以“一呼百应”，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王洪文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最终选择了华国锋

　　1976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逐步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使华国锋成为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